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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政权同志先进事迹
2009-09-22   来源:水利部网站
 

崔大师与年轻地质工作人员在库区调查

崔大师与向外国地质专家介绍库区地质情况

崔政权与其他专家一起察看岩芯样

 

人生的楷模 事业的典范

——记中国工程勘察大师崔政权

□文/刘 军

 

2005年12月4日深夜,上海遭遇了十年罕见的寒流,可是中国工程勘察大师、模范共产党员、水利部科技委员、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江委)科技委顾问、原长江委综合勘测局总工程师崔政权亲人的心比遭遇寒流还要冷,因为他们眼睁睁地无可奈何地看着他撒手人寰,永远、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那颗不知疲倦的心仅仅跳动了71年。他临走前还紧紧拉着女儿的手,嘴唇微微蠕动,是对人世、亲人的依依不舍,还是三峡的什么事情没交待完,还是有什么别的挂念……

噩耗传出,近百封唁电唁函纷纷从他单位所在地——江城武汉、从他魂牵梦绕的三峡库区,从国内外许多地方飞到他亲人身边;有的专家学者请假自费乘机、坐车赶赴上海为他送行;秭归县人民要给崔大师立碑,巴东父老乡亲要为崔大师立传,奉节人民不仅要把他们尊敬的崔大师写入《奉节县志》,还要为他铸一尊铜像……

“崔政权是我们人生的楷模,事业的典范。”他单位的同志如此动情地说。

早在十几年前,中国地质大学校长殷鸿福院士就如此评价崔政权:“我们这一代人拼搏的缩影就是你。”

崔政权到底为三峡库区人民做了一些什么,值得三峡人这样的感恩颂德?

崔政权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人格魅力,在事业上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让同志们对他如此地敬重和佩服?

笔者曾在十年前,为了采写崔政权,采访了不少人,接触大量的有关资料。笔者走近崔总后突然发现,他当时就是那样的优秀和超群。他这一生中也许做过许多事,但他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地质领域里创造了一个新的体系,二是为三峡库区百万移民找到了一个安稳的家园。也许有人为做成其中一件事,都竭尽毕生心血,他的不凡就在于在这两项领域里都战果辉煌。尤其是,他为三峡百万移民找到了一个安稳的家,他为三峡人民做了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随着三峡库区蓄水,那些新城址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他所做的贡献越发显得突出,而被载入史册……

 

一、为三峡百万移民找一个安稳的家,  三峡人民感谢他

 

三峡工程真不愧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坝顶海拔高程185米,大坝建成后,正常蓄水位175米。回水到重庆,将形成长620公里的水库区。原库区13座县(市)城、129座集镇需要搬迁,移民超过百万,这在中外水电史上没有先例。三峡移民的新家将安在何处?他们的家园能否长住久安?由此引出了一个与三峡工程同样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三峡移民工程。原国务院总理李鹏曾说过:“三峡工程成败关键在移民。”可见移民工程的重要性,而崔政权就是三峡移民工程的地质总负责人。

责任重于泰山。

三峡地区的地质构造十分复杂,除了火山活动、冰川和破坏性地震活动外,几乎包容了所有地质问题。在这样一些复杂的地质条件下为移民找新家,别提有多难。

崔政权是1990年底正式接手三峡库区迁建城镇新址选择与建设地质查勘任务的。从那以后,他后半生的命运就与库区紧密相连。他深知三峡移民工程又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工程,作为一个老党员,他常常告诫自己:

“要以对党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为三峡百万移民找一个安稳的家园。”

从10万年前长阳人点起巴山圣火,到5000多年前大溪河边出现手持陶器汲水人的身影,人类很早就在三峡地区繁衍生息,创造文化,历代文人墨客没少对三峡歌咏赞叹,三峡又成为诞生故事很多的地方。随着三峡移民工程的实施,一个个有关崔政权的故事又在三峡流传着,流传最多的是他为巴东人民摆脱地质灾害的故事。

巴东因地势陡峻,难以从事大规模的营造,自古就是三峡诸县中唯一没有设城防的县城。同时,巴东县城也是三峡库区中自然、地质灾害最为频繁的一个地区。仅1991年8月6日巴东老城发生的一次泥石流,就使2591间房屋受到破坏,1394间房屋倒塌,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4968万元。巴东人早就希望永远摆脱地质灾害的魔影。

三峡工程的兴建为巴东人摆脱地质灾害带来了希望。自从三峡库区开始实施移民工程以来,巴东人以无比的热情和积极性选择新址。早在1979年他们就请某规划院选址、详勘,并由上级批准黄土坡为建城新址。巴东人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个安稳的建立家园的地方了,于是在黄土坡大兴土木。截止1992年,新县城已基本建成,投资达到1.8个亿,巴东县城及一大批机关都已迁建到黄土坡。他们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家园还没有建完,地质灾害的魔影便接踵而至。

预测这些魔影的人就是崔政权。

崔政权接受移民工程地质勘察任务后第一次到巴东县的时间是1992年5月。他在黄土坡一带进行全面考察后吃惊地发现,并严肃地指出:巴东新县城建在一个滑坡体上。

为了让巴东人从世世代代的自然灾害特别是从地质灾害环境中解脱出来,他组织长江委原综勘局工程技术人员在巴东县进行认真的勘察选址,最后推荐白土坡上游的云沱——庙坪(西壤坡)一带为县城新址。并对县领导严肃提出:在黄土坡一带禁止再建设。另外白土坡一带虽然不是滑坡体,但潜在地质问题多,稍有不慎便会出现险情。

崔政权的不同意见引起了湖北省有关部门的重视。当年8月,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持的县城新址扩迁专家论证会议通过了崔政权推荐的云沱——庙坪方案,嗣后经省政府批准将县城新址扩迁到庙坪一带。

这无疑给县领导提出了一个难题。已建成的新县城1.8亿元投资说放弃就能放弃吗?说巴东新城建在一个滑坡体上,不让我们再建设,这是不是危言耸听?湖北省有关部门,还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地方,而且负责地质勘查的还是当时颇有点名气的地质专家,专家的意见哪能错?怎么一到了崔政权的眼里就不行了?不管他。于是,巴东县黄土坡上的建设依旧进行着。

转眼到了1993年,崔政权再赴巴东城。他一到巴东就直奔黄土坡,看到那里的情况后他十分担忧。巴东人已在三道沟一带开挖巴东宾馆等建筑物的基础工程。地基已呈现出滑坡体,且具有多层滑动面,结构复杂,如此地质状况,怎么还能建土建工程?崔政权立即劝阻县有关领导:“三道沟一带的建设赶快停下来,千万别再搞了,否则要出事!”

崔政权走后,当地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一年过去了。崔政权再一次踏上黄土坡时,三道沟的土建工程仍在进行,这说明县里根本没有放弃黄土坡之意。崔政权这次感到问题严重了。“这一带情况很复杂,地质灾害是无情的,稍一疏忽,即可引发出新的灾害。另外,白土坡一带的山比较高,而且结构都是石头,容易产生泥石流,很危险。可你们还在那里修公路,当心诱发泥石流。如果那一带是土,垮下的仅是一些房子,可石头从上滚下来,从上而下所有的东西会一扫而光。”

崔政权的话依然没有引起重视。1995年初,崔政权在三道沟和白土坡再次呼吁要严格控制建设,对已建好的地方他提出要搞好排水设施。对后一点建议当地官员倒采纳了,他们仅仅花了半个月时间突击安排排水设施,其它的照搞不误。面对眼前这一切,崔政权突然感到他这一介书生在一些事物面前的无能为力。一天晚上,熟睡中的崔政权突然被恶梦惊醒,他梦见整个巴东新城滑到江底,他也因失职而被戴上了手铐。醒后,他周身大汗淋漓。

不行!我要对巴东人民负责,向上面反映!

4月,崔政权奋笔疾书写了《长江三峡工程库区迁建城镇新址地质条件论证情况通报》。关于巴东新址部分,崔政权特意用粗体字强调了必须抓紧进行几个方面的工作。

崔政权的通报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5月,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参加的在万县市召开的“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会议”上发了崔政权撰写的《情况通报》。参加会议的常务副县长回到巴东后,将崔政权从1992年就开始写的《初勘通报》、《详勘通报》,以及到1995年5月止崔政权提出的各种书面意见和警告记录在由县四大家领导参加的会议上宣读,觉得问题严重。纵观崔政权这几年让他们放弃黄土坡的一贯立场,他们感到也许崔政权是对的。于是会议决定,采取坚决措施停止黄土坡上的一切建设。

但已经太晚了!他们已经阻止不住地质灾害魔鬼的袭击了。

1995年6月10日清晨5时45分,二道沟一带发生滑坡,体积达46000立方米,埋11人,死亡5人,平湖路垮塌了60米,直接经济损失约1000万元!新华社和不少新闻媒体都报道了此事。

血的教训开始使巴东县领导进行反思,他们意识到地质工作的重要性。县领导在有关会议上多次重申:“巴东县城的命运同地质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认识到崔政权的价值。

8月2日,巴东县政府给长江委原综勘局发来“巴东县人民政府关于商请设立巴东地质工作站的函”,并聘崔政权为地质顾问。

这位顾问走马上任不几天就为巴东人民立了一大功。

8月6日,崔政权到了三道沟,发现此地又要发生滑坡。他立即对随行的副县长汪盛均说:

“你要赶快将这一带的单位和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带,这一段近期又将要发生滑坡。尤其这里建的那个油库得搬走,否则滑坡下来引起大火,那可是特大新闻。三峡地区可是世界舆论比较敏感的地区,你们敢承担这个责任吗?”

那位副县长听完这番话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表态说:“我们立即采取措施,马上疏散。”然后他又望了望离疏散带很近的一块地方,不安地问崔政权:

“那一带需不需要疏散?”

崔政权看了看说:“那一带不受影响,不必疏散。”

那位副县长用一种担心的口气又问了一遍:“真的没有问题,万一……”他的眼光一下子碰到了崔政权那一双不容置疑的目光,后半句自然地也就咽了下去。

不几天,滑坡地带的单位、居民、油库都搬迁到安全地带,而且还按照崔政权的要求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力图将未来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将这一切安顿妥当后,县领导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不安的目光停留在那一片崔政权说不用疏散的地方。同志们也暗暗为崔政权捏了一把汗,为他的预报,更为他说的那一片不必疏散的地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尤其那一段万一也出现了滑坡,房毁人亡,这可是要担大责任的呀!有的人暗自嘀咕崔政权为什么不把保险系数弄大点,或者不要马上表态,只是说再观察、观察,再看一看。这样既得体,又不失身份,万一有个什么情况,本人又不需要担责任,地方上也不好怪罪,不少有名气的专家、学者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他难道不怕因此事而身败名裂?

崔政权可没考虑那么多,他只想尽快地将情况向上级汇报,以引起重视。

8月15日,崔政权赶写了一份《巴东县城区主要地质问题暨需要抓紧进行的工作》的报告,报送三峡办、湖北省省长及巴东县政府。报告中仔细地描绘了即将发生的岸坡失稳形式等情况。

这个报告还引起了国内某些地质专家的关注。尤其报告中出现的“变形点(域)扩展轨迹”和“临滑起跳点(域)”两个新概念是国内外地质学中从来没有的。他们最初是从崔政权这年5月刚出版的第二本专著《长江三峡工程库区库岸稳态及崩、滑体专论》中接触这两个概念的。其前一个概念可实现国内外尚未解决的长期、中期预测问题;后一概念则是预测失稳形式、规模以及失稳能量的关键概念。专家们认为,这次滑坡如果预测成功,尤其这两个概念如果在滑坡中获得成功,可将岸坡的变形、失稳预测(预报)理论与方法论引向更完善、更可靠的境界,而崔政权又将成为该研究领域新理论的带头人,这又将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10月29日,这个早已让崔政权预测到的滑坡魔鬼又一次向巴东三道沟扑来。尽管它狰狞、不可一世,毁了209国道170米、70米港区码头,3个单位和3户农户大小6套房屋,但由于预报准确,防范措施得力,无一人伤亡,油库起火的灾害也避免了。岸坡失稳形式与崔政权预测的完全一样,他创造的那两个新概念也在滑坡中获得了成功的检验。地质界的同行为崔政权的成功,更为那两个概念能正式导入岸坡的变形、失稳预测而感到高兴,崔政权又给地质界同行一个惊喜。

最感到震惊的还是巴东人,他们到滑坡现场一看,简直惊呆了。因为崔政权让搬走、疏散的那地段果然滑了下去;崔政权没让搬的地段没有留下任何灾害痕迹,上面的居民住房和单位全都安然无恙。

“神了!这可真是神机妙算,佩服!佩服!”不少巴东官员和老百姓奔走相告,他们在科学面前,尤其是在崔政权大师面前彻彻底底地服了!

巴东新县城(2000年)规划用地面积约457公顷,总投资5.3亿元。如果将新县城建在黄土坡—白土坡一带,意味着新县城又将处在地质灾害环境中,5.3亿元的投资随时可能毁于一旦。由于崔政权顶住压力,加以阻止,将县城新址挪到云沱——庙坪一带,也便将以后世世代代的县城人民从地质灾害的威胁中解脱出来,所以巴东人由衷地说:“巴东人会永远记住崔总。”崔政权从此在三峡库区名声大振。

最让同志们佩服的是崔政权那种为库区百万人民的利益,不明哲保身、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格魅力。崔政权没有把这种人格魅力停留在过去成功的岁月里,而是延续到他以后生命、工作的整个过程中。以后单位的年轻人只要听到三峡人说:“从你们身上看到了崔大师的影子”,就认为是对他们最好的评价。

11月10日上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和川、鄂两省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亲临三道沟滑坡现场,详细地听取了崔政权同志的全面汇报。当李鹏总理听到由于提前一个月疏散了油库和居民,没有造成火灾和人员伤亡事件,而且岸坡的失稳形式完全符合预测模式等情况汇报时,很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李鹏总理对在场的人、尤其对崔政权说:“新城镇建设要充分考虑地质条件,要建设在稳妥可靠的地方。”

崔政权立即表态:“长江委会尽职尽责,下最大决心把工作做好。只要地方上配合得好,新城镇是会建设好的,请总理放心!”

这是崔政权向党中央、向百万库区人民许下的承诺……

然后,崔政权站在李鹏总理身边合影留念,他的脸上绽出一缕欣慰的微笑。

崔政权应该有露出这种欣慰微笑的理由。巴东选址仅是他为库区人民建功立业的一个在库区流传较广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又何止这一个?

他顶着压力,通过勘察分析否定了某专家提出的奉节三马山新址建设在滑坡体上的论断,确保了新城的建设速度,为奉节挽回了几亿元的损失。当奉节原县委书记陈孝来提起此事时,眼里含着泪花,深情地说,崔政权大师承担了别人难以承担的风险,尽到了别人难以尽到的责任,实现了别人难以实现的成就,他对科学和事业的追求使许多人只能望其项背。奉节县委常委孙开武说,崔政权不是奉节人,但他以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敢于负责的献身精神为奉节新县城的建设作出卓越贡献,我们要把崔政权写入《奉节县志》,名垂千古。

三峡有多长,崔政权的工作线就有多长;三峡有多宽,崔政权的工作面就是多宽。

有人统计,从1991年9月到1996年11月,他在选址方面为三峡库区新城建设避免了近20多亿元建设投资的损失。另外,在他撰写的《系统工程地质导论》一书的指导下,他带领同志们以国内外地质界从未有过的惊人速度完成了三峡库区18个县市、13座县(市)城、110座集镇及大型厂矿企业《三峡库区迁建新址选择与地质论证报告》(初勘、详勘)1000余万字、图纸1万余张。这千万字、万余张图全都是由他一个字一个字、一张图一张图地审阅出来的,崔政权已为库区百万移民绘制了一幅安稳新家园的宏伟蓝图。

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是有限的,对千变万化地下世界的了解也是有限的。三峡库区新家园的地基到底怎么样,新家园的地基还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也是崔政权时刻担心的。怎么办?只有在各县设立地质工作站,他作为一个三峡新址地质工作总负责人才能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于是,崔政权的又一个创新项目提出来了。在库区设立地质工作站,以负责做好地质灾害预报和新建城镇运行情况的长期监测工作。从1995年开始,库区12个县(市)的地质工作站相继建立,配备了专职地质人员,这就为库区的地质安全安上了一双双监视地下动态的眼睛。1998年7月至9月,三峡库区共发生崩滑事件126起,总滑坡体达到两亿多立方米,都因这些警惕的眼睛及时发现、提前预报,均未发生人员伤亡事件。当地政府和老百姓说,有了地质工作站,我们住得放心、睡得安心、工作时不担心。地质站成为三峡库区避免地质灾害的守护神。

尤其是这些年,蓝图上的家园在三峡大地上逐步铺开,证实了崔政权选择的正确性,三峡人更加感念崔政权。

1999年,中央电视台特邀崔政权走进《东方之子》栏目,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说:“随着三峡工程的兴建,移民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三峡百万移民要重新选择自己的家园。由于三峡库区地质结构比较复杂,滑坡、崩塌地质灾害经常出现,所以三峡人心里一个安全的家尤为重要。我们今天东方之子介绍的崔政权,就是替三峡库区人找家的人……”

这天正是“五一”劳动节,将崔政权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推出,本身就是对崔政权的劳动做出的最大的褒奖……

长江委人经常说:

“建一座工程,立一座丰碑。”崔政权做到了。他在领导完成三峡移民工程地质勘察工作的同时,已在三峡大地上立下了一座供后人瞻仰的丰碑。

 

二、终生学习,不断创新,同事们十分敬佩他

 

  1935年的一个冬天,吉林省和龙县一个姓崔的朝鲜族农民家里一个小孩呱呱落地。父母一看,又是一个男孩,便毫不犹豫地给他起了一个很刚硬的名字——政权。在崔政权的前面已经有了3个姐姐、两个哥哥。没两年,又有一个妹妹加入到这个大家庭内,给本来就很贫穷的家庭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的崔政权,从小就知道什么叫苦,也特别能吃苦。

崔政权的父母亲尽管十分吃力地支撑着这个家,但并没有放弃让孩子接受教育,孩子们学习也很争气,尤其是崔政权和他的二哥。崔政权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他的语言天赋。他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当地的朝鲜族学校学习,学的是朝语。1954年,当跨入东北地质学院水文地质专业的时候,还不懂汉语,这对他学习上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于是,他就以超常的毅力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开始学习汉语,同时还要学习大学规定的外语必修课——俄语。最终的结果是,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汉水利电力学校当了老师,教一些汉族学生。

1956年,他来到长江委后,从此开始了他实现人生价值的漫长之旅。

崔政权的起点并不高。论学历,他是大专毕业;论经历,绝非“坎坷”二字能概括。文革中批斗、关押,只因为他在走“白专道路”;论条件,他长期野外作业走南闯北、风餐露宿近30年。

前30年时间,崔政权是在逆境中渡过的。但有一点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伟大的长江勘测事业给了他施展才能的大舞台,他更为终身服务的长江事业付出了坚强的意志与毕生的精力。

他的出色是多方面的,前面讲到了他的敬业精神、他为了坚持真理敢于碰硬的精神让人们佩服不已。

除此之外,他终身学习、开拓创新的精神同样被许多人交口称赞,他由此也总是站在科技实践或理论的前沿,引导着勘测专业新的潮流,成为水利系统乃至全国地质勘察界的风流人物。

崔政权的知识渊博是同行们公认的,而大凡知识渊博的人决不是天生的,都与“刻苦”这个词密切相关,崔政权也不例外,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都在刻苦。最了解他的是他以前的学生、后来的妻子徐凤芝,她在一份演讲稿中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

“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很感慨,他怎么就有那么大的毅力和决心,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总是那么兴趣盎然地工作、学习,而且都是那么出色。”

原中国地质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洪福在一封信中更是由衷的赞扬崔政权是:

“我们这一代人拼搏的缩影”。

在外业队近30年时间,崔政权先后从事过长江干、支流的丹江口、宝珠寺、江口、彭水等10多个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地质勘察工作。长期、大量的野外工作实践,积累了十分重要的经验。为他以后的理论创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他像一个采蜜百花的蜜蜂一样,懂得酿造。他每完成一项工作或工程就立即进行技术总结,提出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学习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写出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为他日后的理论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妻子介绍过这样一件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单位把我们从彭水工地调回武汉参加斗批改,这反而给崔政权读书学习带来了一个好机会。当时我们俩工资都不高,又要养活两个孩子,买不起更多的书。崔政权一到休息日,就到江汉路新华书店去看书;看到好的地方,就蹲在地上抄了起来。久而久之,书店的营业员都感动了,主动为他提供凳子,让他坐下来抄;来了新书,还主动给他介绍,提供给他抄。

有一位年轻人曾向崔政协提出脱产学习外语,崔政权以自已的亲身经历对那位年轻人说:

“要掌握世界上最新科技成果是应该学外语。只要你有毅力、刻苦,何必要脱产学习。1981年,我为备考日本神户大学进修生,每天早起对着墙壁苦练日语口语,练得舌头红肿、流血;后来,读日文资料时其中又有不少英语单词成为我阅读的障碍,我又开始学习英语。我当时只有一本《现代美国口语辅导手册》,一有空就拿起来读,随身听也听坏了好几个;我53岁时开始学习法语,不久我就能看懂法文技术资料了,而且以后我撰写所有中、英、日文著述材料全部都由自己输入。也就是说,只要你刻苦,没有什么语言学不好的。”

听崔总这样一说,那位年青人也只好默认了。在公认的刻苦表率崔总面前,他还能说什么呢?

崔总什么培训班都没进过,但同龄人还十分佩服他的电脑技术,谁都知道他完全靠自学学的电脑。他还担任过原综合勘测局计算机应用领导小组组长,具体分管原综勘局和长勘所的计算机技术应用。长勘所第一张由计算机绘制的地质图——湖南鱼潭水电站钻孔柱状图就出自他领导的计算机小组。

20世纪70年代初,崔政权的论文《岩溶作用动态平衡理论》受到时任水电部副部长李鄂鼎和总工潘家铮的赏识,推荐给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2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成为“国际水文地质学新进展”专辑的特约论文,当时他还不到40岁。

还是在70年代,崔政权在担任原长办第四勘测队队长期间,在乌江彭水、芙蓉江枢纽的工程地质斟察中,他应用孔间无线波透视技术探察河间地块岩体完整性,这项技术就是今天的工程物探的CT技术。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项技术才被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勘测界多数人认可,认为是勘察技术发展的亮点,并被国家科委先后列为“八五”、“九五”重点科学技术攻关课题加以研究和推广应用。崔大师在约20年前,已执掌这一领域的研究的牛耳。

20世纪80年代初,经严格考试,崔政权成为中国首次派到日本神户大学的进修生,在神户大学工学部大学院樱井春辅(现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研究室进行研究工作。

最近笔者收到他女儿崔蓓的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崔蓓在文章里写了这么一件事:

“今年2月底,我见到了父亲在神户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他非常骄傲地谈起了他的弟子我们的父亲,因为父亲是在中国刚刚开放时最早留学日本的学生之一,又是神户留学生会的会长。那时,中国留学生常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监视,经常有警察向他的导师询问父亲的情况,但导师总是自豪地称父亲为他的好学生,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研究室。父亲留学时的住址是神户留学生会馆,离神户大学很远,但他每天都坚持徒步前往。由于学习勤奋,父亲在短短的时间里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令许多人刮目相看。”

在此期间,他因为成果突出,神户大学要破格给这位进修生发博士学位证书。这在神户大学还从无先例,崔政权又被称为“向神户大学挑战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

回国后,崔政权建立了“系统工程地质”理论与方法论,此项成果在1986年一问世,就被当时的国际工程地质学会主席LangerMiichacelF.B.称为是工程地质学新的领域;不久,在国内地质界产生影响的他的专著《系统工程地质导论(SEG)》正式出版。

书一出版,国内外有关专家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专家们评价说:“它标志着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和岩土工程跻身世界行列……全书反映出作者站到了当代工程地质学发展的前沿……该书中的某些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当时国内工程地质学存在着两大学派,即成因学派和结构学派,专家们认为崔政权创建了第三大学派,即系统学派。国际工程地质学原存在着四大学派,即苏联的地质工程学、奥地利的地质技术或岩土工程学、美国的环境途径工程地质学、中国的环境地质学,而崔政权又以系统工程地质学创建了国际工程地质学的第五大学派。他因此而被载入中外地质学史册,从而走入事业的辉煌。

1991年底,崔大师成为三峡库区移民迁建城镇选址和地质论证的总负责人。如同前面所说,三峡地区除了火山活动、冰川和破坏性地震活动外,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地质问题。有不少专家可能终其一生也碰不到,三峡给崔政权施展才能提供了大舞台。他以后不少创新成果都是结合大规模新城迁建选址实践提出的。

崔政权科学地提出了所有城镇新址要分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两个阶段进行勘察,该意见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采纳并写进颁布实施的“移民安置规划大纲”中。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移民安置规划司副司长罗元华称赞崔政权是三峡库区地质“活地图”和库区地质灾害防治第一人。

1992年,崔政权通过考察,结合在巴东、奉节等地层岸坡的变形、失稳情况,提出了“坠覆体”的概念,并以此指导了巫山新县城的选址工作。从1992~1998年,特别是1998年长江八次洪峰,巫山县长达7公里的新城,边坡高达30-50米,一坡到顶,没有一处滑坡,实践充分证明了“坠覆体”理论的可信,这也是崔政权科技创新的又一成果。

1992年,崔政权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这是国家对他价值的肯定。

1994年,他被授予“中国工程勘察大师”称号,这是中国地质工程界顶极的称谓,从那以后喊他崔大师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崔大师由于掌握了几国外语,他经常能捕捉到国际科技最前沿的信息。长江勘测科研所的同志们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情:

1996年国际岩石力学年会上3S技术在岩石工程勘察中的应用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关注,他捕捉到了这一新的技术发展动向,很快于第二年就提出“为了保证三峡工程的顺利实施,保障三峡水库的正常运行和新建城镇的安全,必须建立保障三峡水库的正常运行和新建城镇的安全,必须建立滑坡泥石流3S工程。”由于这是保证三峡库区内的新城镇能够长期安稳、对三峡库区子孙后代都有利的一个有效措施,崔政权全力以赴、到处奔走呼吁,上下联络。他邀请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等院校,与长江委一同开展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使长江委又在这个学科中保持了领先地位。据介绍,这项工作当时在全国工程地质勘察界都产生了影响,对三峡库区的影响更是深远。由于他较早地推动了长江三峡工程库区滑坡泥石流预报3S工程的前期工作,使得三峡库区滑坡、泥石流和库岸稳定性,及其对三峡工程的影响,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于2000年起大规模地开展了三峡工程库区二期、三期滑坡及塌岸的防治工程,保证了三峡工程的安全和三期蓄水目标的如期实现。这也是崔大师为三峡新城的长治久安做的一件功德无限的大好事。

1999年,崔政权的《边坡工程——理论与实践最新发展》(和李宁合作)荣获交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他的成果何止这些!

除了上面两部一百多万字的大部头书外,崔政权还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而由他亲自撰写的、没有公开发表的各种报告、研究成果就更多了,多达上百本,有的比砖头还厚。

他的妻子徐凤芝太了解他了,知道“他是一个热爱工作胜过生命的人。”尤其是他担任三峡水库移民工程总负责人后,经常唠叨的话是:“我要为库区百姓找到安稳的家园。”

这是党和人民交给他的一份责任,而且责任重于泰山。崔大师正因为太看重这份责任,他就成为一个特别敬业的人;为他的这个事业,他也成为人们公认的最能吃苦的人。

徐凤芝退休后,为了让崔大师不再牵挂她一个人在家,有时候也陪着崔总到库区考察。她不去,崔总怎么样工作她也看不见;去了,她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都爬不上去的山,他这个60多岁的老头子非要上去看个究竟,看了老头子那为了工作不顾一切的样子,她就心疼。

吴永锋曾说 :“崔总虽然很瘦,年纪也大了,但他爬山的速度、耐力,连我这个山里娃出身,年纪比他小近三十岁的人都比不了。”他还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2003年夏天的一个大热天,气温达到37℃左右。为了考察秭归县一个大滑坡,崔总带着我们从滑坡东侧往上爬,一路上不停地拍照、录像、记录,中午在附近的老乡家里吃了点稀饭。午饭后,我们又顺着滑坡东侧往西爬。滑坡的后部岩石像被刚刚爆破过的一样,松动破碎,而且后部的几十米高的滑动面上还残留有不少摇摇欲坠的危石。我们爬过了后缘,来到滑坡西侧的一道深槽边。崔总指着那个深槽说,我们就从这里往下爬,一直爬到水边去。我们站的位置高程是430米左右,而水边是135米。说着,崔总就带头往下爬,我们当然也只有硬着头皮跟着他了。大概花了两个多小时才爬到水边,大家是满身大汗,像刚从蒸笼里出来一样,我都觉得要累瘫了。崔总看着我们这个样子,就和我们一起在树下歇了一会,又忙着考察前部的滑体去了有时候,我真不明白,崔总那么瘦的身体里哪来的这么大的干劲?”

他的这些干劲来源于对事业的忠诚、来源于他的敬业精神,更来源于他对库区人民强烈的责任心,他的心已经和三峡库区融为一体。徐凤芝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每次崔政权在武汉家里的时候,碰到三峡库区下大雨,他都坐卧不安,非要等到每个地质站站长打电话汇报完情况,他才稍微安心一点。

他的敬业精神不是作秀的,而已深深地潜入了他的血液里,化为了自觉的行动。为此,他在一些人眼里是那么样高大,却又是那么样的平凡。

 

三、教人育人,细腻体贴,亲人们总是想念他

 

亲人的概念,有狭义的,也有广义的。狭义的是指直系亲属或配偶,广义的是比喻关系亲密、感情深厚的人。崔政权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一种由人品、才华、性格、气质综合而成的魅力。这种魅力,让狭义的亲人是那样地喜欢他,为他自豪,崔政权的儿子就说,他最敬佩的人就是爸爸;这种魅力,让广义的亲人是那样地敬重他,感激他,而崔大师广义上的亲人已桃李满天下。

早在1992年,由于他的《系统工程地质导论》的问世,中国电力联合会、国家教育部还在武汉举办了首届系统工程地质培训班,向全国水利水电系统推广他的研究成果,同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成都理工学院、武汉水利水电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等聘他为兼职教授及兼职硕导、博导,不少硕士、博士研究生已把选择毕业论文选题的目光投向他创建的领域,他已培养出多名硕士和博士生,他们是那样地由衷地感激他。

作为原综合勘测局的总工程师、技术领导,他十分注重培养年青一代,并把这项工作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他的指导和精心培育下,许多年轻人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有的已走上了领导岗位,现任长江勘测技术研究所所长苏爱军同志已成长为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

崔大师对人才的标准要求是非常高的,年轻人经常听他这样说道:“真正的人才应该德才兼备,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强烈的事业心,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要勇于创新和探索。”

崔政权不光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地这样做。他的为人处事,是对德才兼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事业心的最好诠释。

年青人首先从崔大师身上学到了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

他们是从一个专业技术人员的角度在反复品味巴东黄土坡和奉节重新选址的故事,他们不仅从中体会出了其中的技术含量,更看到了故事中的主人公崔政权为了坚持真理,不畏惧权威,敢于碰硬的铮铮铁骨。吴永锋由于当时就在巴东,是黄土坡事件的从头到尾的目击者。当时,吴永锋他们就提到某权威单位已有的结论,对否认它还存在一定的顾虑时,崔大师就对年轻人说:

“你们年轻人在工作中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迷信专家,不要迷信权威。”又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

“就是我的话,你们也不要迷信,我也不可能永远正确,有时候也会出错。”

崔大师教给年轻人最多的是他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

崔大师经常会创新一些新观念、新名词,如“起跳点”、“坠覆体”等等。由于这些都是过去专业术语中所没有的,一些年轻人都不以为然,有些还心存颖虑。吴永峰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对兴山县政府后山变形体进行勘测时,崔大师对吴永锋做的一个地质剖面用坠覆体的模型进行修改,吴永锋不以为然的情绪流露在脸上,崔大师没有直接批评而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年轻人思想一定要放得开,不要拘泥于现有的书本知识,要善于接受新的知识、新的理论,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

后来,崔大师在奉节专门带几个年轻人去看坠覆体这种模式破坏的边坡的完整连续的典型剖面,吴永锋这才终于相信了,而且区分开了坠覆体与滑坡的区别,相应地也就找到了治理这两种不同破坏段面的处理措施。吴永锋也终于弄清楚了崔大师提出这些新概念的过程,并由衷地赞叹,只有勇于创新的人才能够提出。

崔政权是老专家,但他从来没有论资排辈的思想,而是大胆地启用、不拘一格地选拔和使用青年人。1994年,他启用了12名年龄在30岁左右的青年工程师担任三峡库区12个县(区)地质工作站的站长,。当时吴永锋、严应征、张庆峰等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把一方地质把关权交给几个毛头青年,而且三峡又是一个敏感的地方,崔政权当时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而且没有一定胆识的领导是不会这样做的。崔大师更注重在实践中培养他们。在当时计算机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给每个地质工作站配备了台式计算机;每年巡查期间,崔大师都要带着站长们到各个工地增长见识,在实践中学习。这些站长们经过实践的锻炼,都逐渐成熟起来,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已经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有的已走上领导岗位。像现任长江设计院副总工吴永锋就曾担任巴东地质工作站的第一任站长。

崔大师为什么在同志们中间那么具有人格魅力,首先在于他的无私与坦荡,只要是对事业有益,他什么都可以献出。

他是综勘局较早拥有而且学会使用手提电脑和数码照相机的人,崔总曾对吴永锋说,他的笔记本电脑里储存了几万张各种地质照片。

了解崔总在库区工作经历的人,都清楚他那几万张照片的来历。每次到库区考察期间,他总是带着同志们白天奔波在各个工地,挎着数码照相机拍摄大量的照片。每到晚上,崔总一行回到宿地,连年轻人都累得不想动,可崔总还要对着照片逐张地写说明,撰写考察报告,经常工作到深夜。他常说:

“今天的资料必须整理完,不然就要堆起来。”

2005年,吴永锋作为技术负责人从事三峡库区移民工程高切坡防护的有关工作。这年七月的一天,崔总交给他一个移动硬盘,说是他拍摄的高切坡照片。吴永锋打开一看,文件竟达7·5GB,里面有几千张各个区县的高切坡照片,而且是按照区县顺序整理得好好的,每张照片都注有说明。崔总是无偿的、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他。

“我的那些资料,只要你们用得着,就统统拿去。”这是崔政权对年轻技术人员常说的一句话。他一生积累大量的宝贵学术资料,都无私地提供给青年同志们学习、研究、引用。

他还充分利用自己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科研院所的兼职博导等有利条件,亲自联系派年轻同志前往法国、日本进修学习。如今这些年轻专家都能独挡一面,成为单位的栋梁之材。他们非常感激崔政权大师,盛赞他是“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胸襟坦荡、诲人不倦”的恩师和引路人。吴永峰从一个普通的地质站的站长走到长江设计院副总工的岗位,他由衷地说:

“这与崔大师对我的教诲、关心关怀是分不开的。我心里永远感激崔大师,我将永远怀念崔大师!”

我们这位副总工文学素养还挺高,他还赋诗一首,表达对崔总的感激之情:

“勘察大师奔波一生,

最终,他实在走不动了,

于是他把自己脑海里的褶皱取出来,

化作后辈前进的路!”

崔大师有那么的朋友和亲人,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主要由于他不仅是他们的恩师,更像他们的慈父。

跟崔大师在库区跑了七八年的邓永泰到现在还记得每次跟崔总出差时,工作一做完,他总是谢绝接待方的挽留,对邓永泰说:“阿泰,咱们早点回家吧,你们年轻,孩子还小。”

崔总的声音仿佛还在他耳边回荡,这个大小伙子一想起鼻子就发酸。

“山矮人高,心清水浊”,这是库区人民送给崔政权大师的一副对联,也是对他由衷的评价。

崔大师在库区的亲人更多了。邓永泰在他的一篇悼念文章里这样写道:

“崔总在三峡库区的称谓也经历了崔总、崔老总、崔大师三个阶段,这并不是简单的称谓变化,实际上是库区人民对崔总由认知到尊崇的过程。”

“崔大师来了,你可是好长时间没来了,到我家来坐一下嘛!”崔总他们一下车,老远就有三峡人跟他打招呼。

徐凤芝陪着崔总走了一趟三峡,发现无论走到哪,都有认识崔总的人,都挂在嘴边不断地喊着“崔大师”。有的人跟崔总摆起龙门阵来,别提有多亲热了。峡里人早知道崔大师的生活习惯了,不喜欢吃大鱼大肉,只喜欢吃苞谷饭,煎土豆或红薯。偶尔,他也会提出来加一份炒腊肉。山里人就是实在!早在十几年前,当他们认可接受崔政权以后,知道他爱吃红薯和玉米,就像烽火台传递消息一样,打电话把崔总的这个爱好一个县一个县地传下去,让崔总不管到哪个县吃饭都有他喜爱吃的东西,这就是山里人表达感情的方式,他们早已把崔大师当作亲人。

从崔师的家人那里可以了解到,崔大师生前是那样的恋家、恋自已的亲人。

崔大师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妻子温柔体贴,儿女双全。妻子徐凤芝是个上海人。当年,她不顾家里的坚决反对,嫁给了这位北方人。从那以后,徐凤芝跟着崔政权走南闯北在外业一干就是几十年,两个孩子小时候只好送到上海外婆家。这些年,到武汉安了家了,崔大师退休前还是一年时间有一大半的时间在外,这个家全部交给了妻子。这也是崔大师直到老了以后,还经常觉得有愧于妻子的原因。生前,他总是对妻子说:

“你嫁给我很委屈,在山里呆了二十多年,吃了不少苦,现在又把家里完全甩给了你。”他在外面总对人说:

“我取得的成绩,三分之二应该归功于我夫人。”

可妻子徐凤芝却不这样认为,在她的眼里,丈夫是那样完美,她愿意为丈夫做一切,无怨无悔。

不了解崔大师的人都认为他很严厉,当妻子的却不这样认为,在她的眼里,丈夫是那样的心地善良,温柔体贴。

崔大师每逢出差在外,每天晚上都要打个电话给她报平安,说说在外面的见闻,问问家里的情况,其实他是不放心把妻子一个人留在家里。

他每次出差或出国都要买礼物给妻子和孩子们,衣服、小饰品、小玩具……从不空手而回。最让妻子难以接受的是,离他去世前两个月,他最后一次出国到欧洲,话也说不清、饭也不能吃却还记得给妻子、孩子们带礼物,现在物在人去,让当妻子的看到它们就痛心……

徐凤芝在她的一篇文章里还这样写道:

“他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多才多艺、情感细腻、浪漫多情的可爱的人。他会画画,会吹口琴,弹扬琴,拉手风琴。他生前最喜欢唱《北国之春》和《迟来的爱》,唱起来那么深情,每个在场的人都被深深地吸引。年轻的时候,我们每到周末就去跳交际舞,当时别人都羡慕地说:‘他们这才叫两口子呢!’

由于老崔是少数民族的原因,他跳起舞来,手势、身段一出来就和别人不一样,真让我打心眼里喜欢。”

崔政权是那样地爱孩子,孩子又是那样地爱爸爸。在上海工作的儿子眼里,爸爸是让他最敬佩的人。

他的女儿崔蓓已经定居日本。那天,她打电话到笔者家,“我是崔蓓。”银玲般的声音,让人顿生好感。她在电话里谈起爸爸是那样地充满感情:

我爸爸最疼我,我跟他的感情很深。我小的时候,身体很不好。那个时候我们刚回到武汉,又在搞文革,我记得一推开门,外面都贴着大字报,他也经常被批斗,可他每天都背着我去打针,长达半年的时间。

他做什么事都首先替别人着想。比如,我到日本后,经常给家里打电话,每次爸爸接到电话后,最多也只说一句话:

“我很好,你不用担心。”没别的意思,他主要是怕我多出电话费。

他实际上是一个感情很细腻的人,他最会选择表达爱的方式。我看《东方之子》节目时都哭了,因为他从里到外全是穿的我给他买的衣服,他也是穿给远在日本的我看的。

他病后,我每次回国,事先都不告诉他,说回来就回来了。他要是知道了,十次有九次不让回,怕我们花钱……

由于崔蓓打的是国际长途,就没让她谈那样多。她问,可不可以写文章,在你们那发表?

这是完全可以的,我们愿意为她提供一块园地,让她表达对父亲绵绵不断的情思……

 

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永远怀念他

 

2005年的下半年,长江设计院院长接到了崔大师专门写给他们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我这次去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我一定要去,去为这个项目划一上一个句号。”

崔大师为什么要这样说,他说的是一个什么项目?

这话得从水利部科技委组织的“水利部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关键技术专题考察”说起。

那还是2004年8月中旬,崔大师接到水利部的一个通知,让他带几个人参加水利部组织的“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关键技术专题考察”。当时,崔总已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老人。上级领导这样重视他,他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能否适应高原反应,欣然前往。

他和考察组一行12日离开武汉到成都,先后经过九寨沟、川主寺、红原、阿坝,16日来到壤塘县城,壤塘的海拔高程已经是3200多米了。17日,他们从壤塘出发,溯玛柯河而上去考察几个勘察工地。那天下午,崔总就开始感到不舒服。人家都穿着毛衣,他穿着厚厚的棉大衣还觉得浑身发冷,傍晚回到县城时连路都走不稳,晚饭都不想吃就睡下了。到了晚上八点多钟,崔总又是发烧又是呕吐,随行的同志赶快请来县医院的医生给他打针。同志们都认为崔大师是高原反应,马上派人把他送到海拔低一点的马尔康治疗。到了马尔康,崔总对随行的吴永锋说:

“小吴,我生病这件事千万不要给单位上说,也不要告诉你徐阿姨。”

小吴当时就答应了,但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他分析可能崔大师怕单位和家人不放心,担心吧!

在医院拍的片子出来后,医生说肺部有阴影,建议崔大师在医院多住上几天。不多久,考察组的同志们到了马尔康后,也同意医生的意见,让崔总好好在医院观察观察。

崔大师不同意。他说:

“我没事,我的病已经好了,五六年前,我的肺部就有阴影,抽烟抽的!没事,没事。一点小病,已经好了,等会我和你们一起走。”

由于他的态度十分坚决,同志们只好给他办了出院手续,带了一些药,崔大师是打着吊针坐到车子上的。谁知到了汶川县,崔大师又开始发烧。结果,以后的路上,他的病情反反复复,也只好边治疗边考察,就这样坚持到了武汉。

回到武汉后,徐凤芝赶紧把崔大师送到武汉协和医院,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他被诊断为肺癌。

“我当时一下子就慌了,心里也只有担心害怕的份了,同时也在埋怨他怎么那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徐凤芝事后对同志们说。

崔蓓说她已回到家里,是她逼着他去住院的。崔蓓说:

“当时真害怕看他那双眼睛,他得到这个结果后有些失望。他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他不愿意承认自已得的是癌症。我对他说,你要相信科学,你的病会治好的,我们都爱你。”

崔政权最后终于听话地住进了医院,可他却把手提电脑带进了医院,一有空就在那里敲打。

得知崔大师得了最让人恐惧的病,同志们川流不息地来到武汉协和医院;长江委主任蔡其华、纪检组长陈飞专程前往医院看望崔大师,并与医护人员座谈,了解治疗情况。一个委主任,为下属的病专门与医务人员开座谈会,研究治疗方案,这在长江委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蔡主任,你看老崔病得这样了,还非要我把他的便携机带到病房,还掂记着工作,你说这人怎么这样不要命?”

徐凤芝一看蔡主任来了,就赶紧在主任面前告崔大师的状,她多次劝说无效,也只好请领导帮忙了。

长江委“国宝”级的人物有好几个,崔大师算上一个。在蔡主任的眼里,崔大师的健康比什么都宝贵,在这点上她与徐凤芝绝对站在一条战线。于是,她就坐在崔大师床前,反复叮咛崔大师一定要安心治病,身体是最重要的,有了身体就有了一切。

“崔大师,一定要好好休息,全长江委的人都盼着你早日恢复健康……”蔡主任情真意切地劝说道。

崔大师由于患的是晚期肺癌,加上年龄大,身体又不好,不能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大剂量地化疗、放疗,对一位近70岁老人来讲,简直是让他元气大伤。从一开始,崔大师就对他的病十分清楚,晚期肺癌意味着他的来日不多,他要与癌魔抢时间,只要化疗、放疗一停止,他就接着工作,他是在拿坚强的意志与死神抗争。医生尽管也反复制止,徐凤芝更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更知道他是一个工作起来不顾一切的人,知道制止也无效,也只好在营养上对他进行很好地补充,让他恢复得快一点。

化疗、放疗初见成效,每次做CT下来,看着病灶一点点缩小,徐凤芝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与此同时,崔大师用一个晚期癌症之躯拼出的数十万字的英文专著《立足地表变形信息的滑坡预报系统》也问世了。

崔大师的肺癌仅是初步得到了控制,出院时医生反复强调是初步得到了控制,还给他提出了许多辅助治疗措施,尤其提出了一定要好好休息,要静养。医生根据崔大师在医院的表现,就知道他根本做不到,但话是要说到位,他们要尽到自已的职责。

崔大师出院不久,他的这部专著就成为国家科技部和欧洲七国合作的《中欧科技合作第五框架计划》的重要内容,他本人还被邀请参加当年10161028日在希腊萨洛尼卡举行的欧盟第五框架项目“滑坡预警系统集成与优化”第五次会议。事情是这样的。滑坡是水利工程的一大公害,国内外的一些大坝因为滑坡而造成垮坝或者成为废坝的案例不少,像奥地利的瓦尼亚大坝刚建成不久,就是因为滑坡报废了。

如何解决世界水利这一大公害?由奥地利维也纳工程咨询公司(VCE)牵头,由包括中国在内的七个国家参加的欧盟合作滑坡监测项目也就因此而启动了,这七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要选一个滑坡作为一个试验点,我们国家选择的是三峡云阳的一个滑坡体。中国项目总负责人是崔政权,长江勘测科研所和武汉大学勘测学院作为参加单位。

可崔政权毕竟是一个癌症患者,大剂量的化疗、放疗,再加上病时又拼命完成了一部著作,崔政权已极度的虚弱,妻子和同志们都担心他坚持不了这么一个远距离的考察,劝他不要去。

可崔政权太清楚了,这是一个有国际影响的、能充分在国际上展示我们技术水平的国际合作项目。他如果出席会议,这个项目成功性就更大些。他的那个倔强性又上来了,决定还是去。

走的前几天,他们到北京希腊使馆办签证。去北京的时候,随行的长江勘测科研所的高改萍就发现崔总有些不对头。当时正是金秋十月,天气还很暖和,可崔大师坐在车上一个劲用热水袋暖着胃,话也说不清楚。细心的高改萍连忙问崔总:

“崔总,您怎么啦?哪里不舒服?”

“好像嗓子不太舒服,不过不要紧,没有什么。”崔总若无其事地答道。

“我看您是不是不要去了?您的身体这样不好。”高改萍建议说。

回到武汉后,徐凤芝也发现了崔大师的异常,她看着当时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丈夫,坚决反对他到欧洲去,让他到医院去看病。

“没关系,我可以去。这个项目太重要了,我不能不去。也就是十来天时间,回来后,我听你的话,马上到医院去。”

崔大师不容置疑地说。没有比徐凤芝更了解他的人了,只要是他要办的事,你就是十头牛也拉不回,他就是这样一个学习、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

崔大师出院不久,在上海的儿子和媳妇一直说再过来看看爸爸,当父亲的始终说自己还好,挺忙的,不要他们过来。崔大师逝世后,儿子一直后悔得要命,认为如果他们过来了,当医生的妻子一定能发现父亲的异常。事后,徐凤芝回过头仔细地一分析,丈夫对自已的身体的不好还是有感觉的,只是没有想到那样厉害,这是崔大师第二次入院后一位与他一起去考察的人告诉她的。

崔大师将报告完成后,就感到头有时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疼,他自己分析可能是写报告累的,也没敢对徐凤芝说,怕她着急。这种头疼其实是可怕的癌魔在侵蚀他的大脑,它像一个魔鬼一样始终附在他的身体上没有下来……

崔大师不知道它的存在,但肯定也感觉到身体的异常,否则他决不会给院长写那封信,让我们再重温一下信的主要内容吧:

“我这次去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但我一定要去,去为这个项目划上一个句号。”

崔大师的欧洲之行还是如期进行。“没想到,他这一去,真的是用生命为他热爱的事业划上了令我痛不欲生的句号。”徐凤芝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是哭着说这句话的。

与崔大师同行的高改萍也一个劲地说对崔总的欧洲之行感触很深。整个会议、考察的行程安排得紧凑,崔大师和他随行的同志们更没有想到他的病情发展得更是迅速……现在提起来,高改萍还是记忆犹新。

“太快了,几乎是几天一个样。我们先到维也纳,崔总已经不想吃饭了。清淡的粉只吃一点点。到了晚上,我们几个到超市给崔总买吃的东西,一样一点,然后拿到崔总房间去,他勉强又吃了一点。”

会议在希腊的萨洛尼卡举行,崔总坚持到了会场。按安排,他这个总负责人先进行总体介绍,其后几个项目负责人再进行分别介绍。可崔总已经不能介绍了,他只能让随行的人带他发言。他一直用一个手巾捂着口,口里一个劲地分泌着长长的粘腥物,谁也说不清楚他当时忍受着多大的痛苦。

欧洲六国的滑坡考察开始了。每次到了一个滑坡处,崔总只能在下面看看,根本爬不上去。尽管如此,他拿出的结果让同行的人无不佩服。

一天,崔总他们来到了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那里是滑雪者的旅游圣地,但有一个叫巴地亚的滑坡体非常大。高改萍是负责遥感技术的,她和几个年轻的同行一直爬了上去,想把这个滑坡体看个清楚。崔总已经是爬不动了,就站在车的旁边远远朝它望去。

高改萍一行从滑坡体上下来上车后,就兴味盎然地开始了讨论,大家意见众说纷纭,一下子也统一不起来。崔总看着这些喜欢探索的年轻人笑了。他拿出纸和笔来,很快把滑坡的剖面图画了出来,让这几个年轻人也只有佩服的份了。

考察团一行再到了希腊北部的海边城市,那是一座很美的城市。会议安排代表们参观雅典古城,那里保留着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文明,崔总很想进去看看,但他已经力不从心了,代表们都进去了,他只能在公园门口的椅子上躺下来休息。

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的时候,崔政权觉得难受得坚持不下去了,于是在纸条上写了一行字,要求到医院去打针,进行消炎。

在意大利当地的医院,崔总整整吊了一晚上吊针。那位意大利医生问得很仔细,包括最近得过什么病没有?做过什么治疗?

崔总没敢说实话,他知道说了实话肯定不会让走,要留下来治疗。他现在还要随着大部队考察其它几个国家,他始终没有倒下,坚持考察完会议安排的所有滑坡。

考察结束了,崔总他们终于回国了。崔政权一下飞机,就被送进了医院。没几天,他又被尽快转到儿子所在地——上海,进了上海最好的医院——华山医院。

可是,一切都迟了,这次崔大师彻底地败下阵来。

崔政权大师一生好强,从不服输,他一生不知预测过滑坡、泥石流等多少地质魔鬼,但他预测不了自己身上潜藏的癌症魔鬼。他能战胜地质魔鬼,是因为他所具有的极强的敬业精神、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聪明的大脑等多方面因素,构成了他坚强的免疫系统,所以他在事业上是常胜将军。但他要获得这一切,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说,这需要透支心血、透支健康,甚至要透支生命,这又使他身体的免疫系统极弱,所以在癌魔一次次袭击他时,他又是如此地不堪一击。

经检查,癌细胞已转移到崔大师的脑部。尽管医院派出了最好的医生,动用了最好的医疗设备,用从端士进口的伽玛刀一下子从他的脑子里挖出了20多个肿瘤,而且切得干干净净,可还是迟了。医生说他的癌病已经到了晚期,手术后没几天,他的舌头已经开始下坠了。

谁都知道,崔大师有一个令人羡慕不已、非常聪明的大脑;对他的事业来说,这个大脑尤其珍贵。可就在这个大脑里,癌魔竟然布下了20多个肿瘤,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数量和体积。崔大师生前要付出多么大的毅力,才能忍受如此大地折磨和痛苦?这些对生者来说,已经是不可而知了!

伽马刀手术后,崔大师的大脑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他有一点始终没有遗忘,那就是他终生也割舍不下的三峡库区。

这天,头上还缠着纱布的崔大师对着医院白白的墙壁问妻子:

“怎么墙上都是库区的照片和地形图啊!”

妻子一听,泪水一下子就下来了,她知道他太想回他魂牵梦绕的三峡库区看看,他还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做完,留下了那么多的遗憾。

“老崔,这是病房,不是办公室,哪里有库区的照片和地形图啊,这是你大脑里出现的幻觉。不要瞎想了,静心养病,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着!你可是和我有约,到80岁以后就彻底放下工作,陪我在上海生活。那时候我们再一起手拉手在阳光下散步,到公园里跳舞,重温年轻时候的浪漫。你可要挺住啊!”

崔大师没办法不想,他有太多未尽的事要做,太多应该交待的事要交待,要不然躺在床上的他为什么手里总是握着手机,总好像要给谁打电话,可他任何电话已经打不出了。他曾费力地对前去探望他的领导说:

“假若上帝再给我5年时间,我会把欧盟的合作项目做得更好,因为这关系到国际威望啊!”

可上帝这次并不仁慈,那样快地将他召到“天国”。

有太多知道、了解崔大师的生者对他有一种说不出的留恋和怀念,这种留恋何止是了解他的生者。采访时,高改萍给笔者讲了这样一件事:

那是在欧洲考察期间,他们抽空去了一个大型广场。他们到那的时候,广场上空飞翔着许许多多的鸽子,不少游人亲热地给落在地上的鸽子喂食,好一幅人鸟和谐图。

突然,几个鸽子同时朝崔政权身上扑来,高改萍不知为什么眼泪刷地一下下来了,同时用照相机将这个珍贵的画面捕捉了下来。鸽子对一个陌生人是不会有什么感应的,可高改萍的眼泪解读起来却很复杂,里面是不是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一种留恋的成份?她也不知道是不是癌魔将崔大师往去“天国”的路上赶,只根据崔大师一路的症状,怕崔大师中风,仅是这都让她一路上忐忑不安。

“他是累死的。”高改萍这样对笔者说。

“有时候,我只觉得,为了事业,崔总简直是在透支生命,熬尽心血。否则,他不会走得这么早。”吴永峰也是这样认为。

他心爱的女儿更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她在《寄给天国我父亲的一封信》里写道:

“您还有这么多的事业,您还有这么多的愿望,您还有这么多相处朝夕的好友,您还有相伴半个世纪的我的妈妈—您怎么也舍不得这个世界,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山清水秀的三峡事业的……但是,您被迫去了天国,去了您不愿意去的世界。”

这世上真的有天国吗?但愿没有,又但愿有。要不然,为什么吴永峰也在一篇文章提起:

“我想,世上如果真的有天堂和地狱的话,崔总一定是在前往天堂的路上,因为他这一辈子做了不少好事,做了不少功德无量的事。他的灵魂也离不开他日夜牵挂的三峡库区。”

凡是做好事的人党和人民都会记住他的。

崔大师逝世后,长江委直属单位党委向全体共产党员发出了《关于开展向崔政权同志学习的通知》;长江委主任蔡其华在崔大师先进事迹报告会上这样说道:

“崔政权大师是我委党员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把自已毕生精力和才智都献给了长江水利事业。回顾他的一生,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的妻子冷静地对笔者说:

“老崔这一辈字只不过体现了他的价值,做了一个好人,有用的人。”

他的这种价值和作用还在继续延续着,“人生的楷模事业的典范”,许多人都将他作为标杆。现在三峡库区工作的长江委的年轻人一听到谁夸奖他越来越像崔大师了,就认为是对自己的最大褒奖。

我们相信在崔政权大师的影响下,在不远的将来,从三峡库区,从全国水利工地会走出更多的“崔政权”,我们的事业呼唤“崔政权”……

   (写此稿时,引用了吴永峰作品的有关内容,参考了长江设计院的《大师风范》、徐凤芝的演讲稿、杨林、张志杰等人的文章,并得到了夏丽华、马秋生、李卫星等人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大师伟业留青史  学者风范励后人

撰文:张志杰 刘军 单学忠 演讲:余满喜

 

2005124,在上海10年罕见寒潮来临的深夜,一双跋山涉水的脚板再也挪不开步子,一对深邃、睿智的眼睛再也无法睁开,一颗不知疲倦的心脏悄然停止了最后的跳动。中国工程勘察大师、水利部科技委委员、原长江委综合勘测局总工程师、模范共产党员崔政权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71岁。

噩耗传来,长江委人泪水涟涟、哀思如潮。有的专家学者请假自费乘机、坐车赶赴上海为他送行。消息传到三峡库区,秭归百姓要给崔大师树碑,巴东父老乡亲要为崔大师立传,奉节人民要为崔大师铸一尊铜像……

专家同事们为何对崔大师如此敬重?崔大师到底为三峡库区做了些什么,三峡人民对他如此感恩颂德?

 

让我们的思绪飞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聚焦在650多公里的三峡库区,一同搜寻崔大师如珍珠般散落在库区的点点滴滴。

众所周知,三峡工程的成败关键在百万大移民。19919月,崔政权奉命担任三峡库区迁建选址和地质论证的总负责人。三峡库区地质工作人称“通天工程”,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关注,任何一个闪失都会引起国际反响。崔政权常常告诫自己:“要为三峡百万移民找到一个安稳的家园,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

“三峡工程是国际一流的工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成果也必须是第一流的。”这是崔政权给长江委地质人员,也是给自己定下的标杆。虽然年近花甲,但无论严冬酷暑,还是暴雨大雪,皮肤黝黑、面容清瘦、身体单薄的崔政权每年要巡查库区两三次行程数千公里,攀高坡,下沟谷,足迹踏遍三峡库区的每个角落。

199410月,崔政权带领长江委地质人员用三个多月时间对三峡库区20个县(市)150余处可供建城(镇)部位进行了全面考察,跑遍了5600公里库区淹没线附近的山山水水,作了大量细致的地质调查和勘测,摸清了移民城镇选址的地质情况。考察结束后,立即向国务院三建委和国家移民局写出了《关于三峡工程库区涉及移民工程的地质、岩土工程问题的报告》。1995年元月,他又亲自拟订了《三峡工程库区城镇建设中岩土工程实施要点》,为城镇迁建选址提供了地质依据,有力指导了迁建工作。

巴东县城自古以来就是三峡库区中自然、地质灾害最为频繁的一个地区。仅199186日巴东老城发生的泥石流,就使1394间房屋倒塌,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近5000万元。巴东人盼望早日摆脱地质灾害的魔影。

自实施移民工程以来,巴东人就以无比的热情积极选择新址。早在1979年,他们就请某规划院选址、详勘,并由上级批准黄土坡为建城新址。

巴东人以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建立家园的安稳地方,于是在黄土坡大兴土木。截至1992年,新县城已基本建成,投资达1.8亿元,巴东县城的一大批机关已迁到黄土坡。可是崔政权却看到黄土坡地质灾害的魔影在步步紧逼。

19925月,第一次到黄土坡考察的崔政权对随行县领导说的一句话简直如晴天霹雳:“巴东新县城建到了一个滑坡体上。这一带决不能再建设。另外,白土坡存在的地质问题也很多,也不能作县城新址。”他向巴东推荐了云沱、西壤坡一带方案。崔政权的意见引起湖北省有关部门的重视,省人民政府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将新县城扩大到云沱、西壤坡一带。

1.8亿元的投资,当地政府哪能说放弃就放弃?在对云沱、西壤坡一带论证的同时,黄土坡的建设一刻未停。1993年崔政权再次来到黄土坡,看见二道桥沟一带正在开挖的巴东宾馆等建筑物的地基已呈现出滑坡体,崔政权立即阻止道:“二道桥沟一带的建设赶快停下来,千万别再搞了,否则要出事!”

崔政权走后,巴东黄土坡的工程依然进行着。转眼到了1995年初,崔政权心急如焚,再次呼吁在黄土坡一带要严格控制建设规模,已建好的地方要搞好排水设施。后一点建议当地官员采纳了,他们仅仅花了半个月时间突击搞排水设施,其他的照搞不误。

面对这一切,崔政权突然感到自己是那么软弱无助,强烈的责任感和知识分子捍卫真理的使命感煎熬着他。一天晚上,熟睡中的崔政权突然被噩梦惊醒,他梦见整个巴东新城滑到了江底,他也因失职戴上了手铐。醒来后,他周身大汗淋漓:“不行,我要对巴东人民负责,向上面反映!”

19954月,崔政权撰写了《长江三峡工程库区迁建城镇新址地质条件论证情况通报》。巴东县领导看了崔政权的报告,并对照他的一贯立场,感到崔政权也许是对的,于是停止了黄土坡上的一切建设。可是,已经太晚了!

610清晨545分,二道桥沟一带发生了崩滑,体积达46000立方米,死亡5 人,平湖路垮塌60米,直接经济损失近1000万元……

巴东县领导这才意识到“巴东县城的命运同地质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于是聘请崔政权为地质顾问。

86,崔政权考察三道沟,又发现了险情。他对随行的副县长说:“你要赶紧将这一带的单位和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带,这一带近期将要发生滑坡。尤其这座油库要搬走,否则滑坡下来引起大火,将成为特大灾害!”

副县长听了这番话着实感到问题严重,马上表态说:“我们立即采取措施,马上疏散。”然后,他望了望离疏散带很近的一块地方,那上面有商店和住房,他担心那一带也会遭到滑坡的袭击,于是不安地问崔政权:“那一带需不需要疏散?”

崔政权看了看说:“那一带不受影响,不必疏散。”

一切都按照崔政权的要求安排妥当了,县领导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不安的目光停留在那片崔政权说不用疏散的地方。同志们也暗暗为崔政权捏了一把汗,为他的预报,更为他说的那一块不必疏散的地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尤其那段万一也出现了滑坡,房毁人亡,这可是要担大责任的呀!有人暗自嘀咕崔政权为什么不把保险系数弄大点,人家搬迁,又不用你掏钱;或者不要马上表态,只是说再观察观察。这样既不失身份,万一有什么情况,本人又不需要担责任,地方上也不好怪罪。他难道不怕因此身败名裂吗?

生性耿直的崔政权可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想尽快地将情况向上级汇报以引起重视。

815,崔政权赶写了一份《巴东县城区主要地质问题暨需要抓紧进行的工作》报告。三建委、湖北省和巴东县的领导都开始密切注视三道沟。

1029,那个早已被崔政权预测到的滑坡恶魔向三道沟扑来,毁了170209国道、70米港区码头、3个单位和3户农民房屋。由于预报准确,防范措施得力,无一人伤亡,油库起火的灾害也避免了。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巴东。

巴东人到滑坡现场一看,简直惊呆了。崔政权让搬走、疏散的地段果然滑下去,崔政权没让搬的地段没有任何灾害痕迹!

“神了!真是神机妙算,佩服,佩服!”巴东地方官员和老百姓奔走相告。他们对崔大师是彻彻底底地服了。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也许巴东人并不了解,在崔大师“神机妙算”的背后是多少岁月的颠簸、跋涉,是多少日夜的冥思苦想,是他千锤百炼后对三峡库区地质环境的了如指掌。惊诧、信服、感恩,又何止一个巴东,在秭归,在巫山,在奉节……,到处流传着崔大师为当地人民指点迷津、排忧解难的动人故事。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19月到199611月,崔政权在选址上为三峡库区新城建设避免了20余亿元损失。他带领同志们以国内外地质界从未有过的速度,完成了三峡库区迁建新址选择和地质论证初勘、详勘报告,共1000余万字、图纸10000余张。这一个个字、一张张图都凝结着崔政权的心血和智慧。

为了常备无患,做好地质灾害预报和新建城镇运行情况的长期监视工作,在崔政权的积极呼吁下,从1995年开始,库区12个县(市)建立了地质工作站,配备了专职地质员。崔政权为库区的地质安全安上了一双双警惕守望的眼睛。

每年七、八月份,是大江大河多事之秋,崔政权总要求综勘局下发红头文件,通知三峡库区的所有地质工作站,同各市、县主管部门一道对长江干支流两岸组织巡查,对可能发生险情的部位超前预报。19987月至9月,三峡库区共发生崩滑126起,总体积达两亿多立方米,但因预报及时,均未发生人员伤亡事件。当地政府和老百姓说,有了地质工作站,我们住得放心,睡得安心,工作时不担心。

“山矮人高,心清水浊”,这是库区的一位县领导送给崔大师的一副对联,崔大师在库区人民心中的崇高形象和赤子情怀,跃然纸上。

库区的山熟悉他,峡江的水亲近他。他与三峡人有缘,三峡人因他而有幸。

 

有两件事是崔大师这一生深感欣慰的:一是为三峡库区百万移民找到了一个安稳的家园,另一个是在工程地质领域创立了一个新的体系。

1935年,崔政权出生于吉林省和龙县一个朝鲜族农民家庭。1956年,毕业于原东北地质学院水文工程地质系。1956年至1990年,从事长江干、支流丹江口、宝珠寺、江口、彭水等10多个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地质勘察工作。他每完成一项工作或工程就立即进行技术总结,提出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在这个时期,他写出了几十万字的笔记,为后来出版的专著《系统工程地质导论》积累了宝贵的基础资料。

70年代初,崔政权的论文《岩溶作用动态平衡理论》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2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成为“国际水文地质学新进展”专辑的特约论文。时任水电部副部长李鄂鼎和总工潘家铮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819月,崔政权作为国内首批赴日进修生,到日本神户大学工学部土木系进行岩石力学与岩土工程研究。在日期间,后来担任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的樱井春辅导师对他的影响很大。导师渊博的学识、独特的见解、求知的精神在他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暗暗下定决心,要成为中国的樱井春辅。

数十年来,崔政权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回国后,崔政权建立了“系统工程地质”理论与方法论。1986年此项成果一问世,就被当时的国际工程地质学会主席称为开辟了工程地质学新的领域。该理论先后在清江隔河岩和高坝洲水利枢纽、湖南澧水渔潭电站等工程勘察实践中运用,产生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1992年,他的研究成果被推广到全国水利水电系统。

同年5月,崔政权60余万字的专著《系统工程地质导论》出版了,荣获水利部优秀专著奖。国内外专家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专家们说,“它标志着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和岩土工程跻身世界行列……全书反映出作者站到了当代工程地质学发展的前沿……该书中的某些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 

当时国内工程地质学有两大学派,即成因学派和结构学派,专家们认为崔政权创立了第三大学派,即系统学派。国际工程地质学则有四大学派,即苏联的地质工程学、奥地利的地质技术或岩土工程学、美国的环境途径工程地质学、中国的环境地质学,而崔政权以系统工程地质学创立了国际工程地质学的第五大学派。崔政权因此被载入中外地质学史册。

除系统工程地质理论外,崔政权还提出了滑坡滑动的“起跳点”,斜坡变形破坏的新模式——“坠覆体”等新概念新理论。

1992年,崔政权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他被授予“中国工程勘察大师”光荣称号。

通过实践总结与理论研究,崔政权还建立了自成系统的岸坡变形、失稳预测理论与方法论。针对三峡库区,他拟定了“长江三峡工程岸坡变形、失稳监测预报系统”,开创了库区地质灾害防治的先河,引起国内诸多专家学者和国外地学界的关注。

 “三峡库区地质活地图”、“库区地质灾害防治第一人”等有关崔政权的美名,在三峡库区,在有关国家部委,不胫而走。

1999年,崔政权的专著《边坡工程》(和李宁合作)荣获交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同年,崔政权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这期节目被特意安排在“五一”劳动节当天播出。崔政权由此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劳动者学习的榜样。

不经几番寒彻骨,哪得梅花吐清香。崔大师卓越的成就源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务实、勤奋、坚持、成功”是他一贯遵循的工作原则。凡接触过崔大师的人,都能分明感觉到他身上始终有一种奋发向上、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

一般人能学好一门外语就属不易,崔政权却主要靠自学掌握了日、英、法、俄四国语言,其中日语和英语达到能熟练跟外宾交谈、发表论文的水平。当年考神户大学进修生,为了过日语口语关,崔政权每天早起对着墙壁苦练,最后练得舌头红肿、流血。一本《现代美国口语辅导手册》,崔政权每次回家一有空就捧读。53岁那年,他不知老之将至,又开始学习法语,很快就达到能翻译著作的水平。

细细算来,终其一生,崔政权从来没有休过假,无论是在查勘的车船上,还是在茶余饭后的空闲时间里,即使卧病在床,崔政权依然坚持学习。崔大师不喝酒、不打牌、不下棋,也不喜欢闲聊。他喜欢喝浓咖啡、抽烈性的“555”牌香烟,这都是长期熬夜养成的习惯。为了事业,崔大师一直透支着健康,耗尽了心血。

中国地质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殷鸿福极为推崇崔政权,他对崔政权说:“我们这一代人拼博的缩影就是你。” 长江委综勘局的青年职工最自豪的一件事情是,别人评价自己的身上有崔大师的影子。

 

崔政权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一身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当年奉节新县城选址,某专家断言三马山新址建在了滑坡体,新城建设被迫停工。当地政府非常着急,找到崔政权,他顶住巨大的压力,通过勘查分析否定了那位专家的论断,选定了口前~三马山新址方案,并在报告书上签署了明确的意见。此举确保了新城的建设进度和三峡水库135米蓄水如期进行。奉节县委书记陈孝来提起此事,眼里含着泪花,动情地说,崔大师承担了别人难以承担的风险,尽到了别人难以尽到的责任,实现了别人难以实现的成就,他对科学和事业的追求使许多人只能望其项背。奉节县委常委孙开武说,崔大师不是奉节人,但他以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敢于负责的献身精神为奉节新县城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我们要把崔大师写入《奉节县志》,传之后世。

如今,三峡库区的移民城镇大多已经建成或基本建成,并经受住了三峡水库135米、156米蓄水的考验,初步证明了这些城镇选址和建设的成功。

20019月,超期服役的崔大师66周岁了,他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同事们都说这下崔大师可以好好歇口气了。可他哪闲得住啊,人退了心没退,继续忘我地工作。他身边的人都说,崔大师的一生都在工作。

 

 
论名,他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地质权威;论利,工资和津贴等收入足够晚年花销,完全可以呆在家里颐养天年,但崔大师是个将事业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从工作岗位彻底退下来后,他除了参加国家有关部门邀请的会议外,就是在家著书立说,对一生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给后人留下一笔精神财富。

20048月中旬,崔大师应邀参加了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关键技术问题考察。考察途中,一向翻山越岭赛过小伙子的崔大师,突然又发烧又呕吐。为了能继续参加考察,他嘱咐同行的单位同事,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单位,也不要告诉他的夫人。

医生检查说肺部有阴影,建议住院观察,但崔大师说:“没事,五、六年前我肺部就有阴影,抽烟抽的,没事,没事!”他坚决要求和考察组的同志一道继续考察。

同事和医生都拗不过崔大师,只好让他带药上路。就这样,一路上在车上打着吊针,崔大师一直坚持在海拔4000多米高的地点考察。

考察结束回到武汉,医院确诊,崔大师积劳成疾,身患肺癌。

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这下总该好好休息了,医生也嘱咐他要静养,千万不能劳累。但崔大师首先想到的是来日无多,他还有很多的事没做完,他要同病魔搏斗,与时间赛跑。

在近一年的休养时间里,崔大师哪是在养病,他是在拼命呢。他每天伏案十多个小时,以顽强的毅力用英文写出了数十万字的专著《立足地表变形信息的滑坡预报系统》。

2005年秋,崔大师已是肺癌晚期。恰在此时,崔大师的专著成为国家科技部和欧盟七国合作的《中欧科技合作第五框架项目》重要内容,被邀请参加10月在希腊海滨城市萨洛尼卡举行的欧盟第五框架项目“滑坡预警系统集成与优化”第五次会议。

由于夜以继日写书劳累,出国前几天崔大师说话常常吐词不清,妻子和同事都劝他不要去参加会议了,他却说:“我要为合作项目做一个了断。”

1015乘火车去北京时,崔大师就感到身体有些不适。从北京飞往萨洛尼卡后,崔大师的反应更明显,说话越来越不清晰,每天表情十分痛苦,饭也不能吃,只能喝点汤水。由于崔大师说话不十分清楚,会议发言就由参加会议的几个同志分别宣读他的报告,崔大师坐在会场上一直坚持到会议结束。

会后安排考察欧盟几个国家的滑坡,这对身体已极度虚弱的崔大师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大家都劝他别去了,他摇摇头表示“坚决要去”。第一个滑坡考察结束时,崔大师的手脚已不听使唤,但他咬紧牙关,告诉自己:不能倒下,一定要考察完所有项目中的滑坡。他知道自己在国际地学界的影响,虽然年届古稀,但却代表了中国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的形象,不能躺下呀!

在崔大师考察完意大利东北部的一处滑坡时,他再也坚持不住了……

崔大师不愿留在意大利治疗,他惦记着后面还有几个滑坡要看。在医院住了一个晚上,打了几瓶点滴,他感觉身体恢复了一些,清晨又和考察团成员一起乘飞机,辗转希腊、意大利、奥地利等几个国家,考察完会议安排的所有滑坡。到意大利罗马机场时,崔大师无力地躺在候机室座椅上,身体感到非常难受,但他十分欣慰:他提交的《滑坡预警系统报告》获得了同行专家的广泛好评。

1029,由北京飞回武汉后,汽车直接把崔大师送到了医院。此刻,大师还没有意识到癌症已转移到脑部,他念叨的还是他和欧盟合作项目。

因病情恶化,崔大师转入上海华山医院伽马刀中心进行治疗。伽马刀手术后最初的那段日子,崔大师自己感觉不错,他满怀信心地告诉前来探望的同事:“假如上帝再给我5年的时间,我会把欧盟的合作项目做得更好,因为这关系到国际威望啊!”

病中的崔大师每天脑海里仍思考着三峡库区,眼前常常出现幻觉:巴东的黄土坡、白岩沟、西壤坡……,奉节的宝塔坪、莲花寺、三马山……,秭归的茅坪、剪刀鱼、范家坪……,一幕幕像放电影似的浮现在眼前。三峡库区的山山水水、星罗棋布的新城新镇,都连着大师的心,系着大师的魂……

直到去世前几天,崔大师每天依然牵挂着欧盟合作项目,那是他十多年来对三峡库区环境地质工作的总结,是他总结后创造性的立论。

弥留之际,他紧紧握住女儿的手,嘴唇微微蠕动,似乎还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

大师带着遗憾走了。他放不下心爱的事业,离不开魂牵梦萦的库区。他没能看到移民城镇的最终建成,没能等到三峡水库的最终蓄水。

无需树碑,那库区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城就是一座座丰碑;何需立传,大师的功业永远镌刻在库区人民和水利人的心中。

斯人已逝,风范长留。大师的精神永存,似古老的三峡,历久弥新;大师的生命不朽,像奔腾的江水,昼夜不舍;大师的事业常青,如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我永远尊敬的人生导师

查方强

 

19847月,我毕业分配到长江勘测技术研究所,崔政权大师当时担任副所长,我有幸跟随他从事工程地质科研工作。崔大师虽然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但他留下的许多感人事迹,至今常常闪现在我的眼前。

1984年,崔大师从日本神户大学进修回来,就着手《系统工程地质导论》专著的构思和编著。那时崔大师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杯又一杯浓茶,一根又一根香烟。写啊,算啊,思考啊, 本来话语不多的他一天更难得说几句话。该理论中的大量工程地质实例,需要通过计算机来计算求证。我当时在机房从事计算工作。一天,我兴冲冲地将刚计算出的结果交给崔大师,他仔细查对后,发现几个数据的小数点输错了,对我说“数据多,仔细点”,要我重新计算。我那时年轻,觉得崔大师太严厉了,成千上万个数据,错几个有什么关系?但看到崔大师虎着脸,我只好再去机房重新计算,一直计算到成果接近实际情况,他才满意地对我笑笑。

后来,崔大师把一些文章的初稿交给我整理,我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有些字句不太恰当时,就大胆地对崔大师讲出来。谁知他不但不怪我,还说,以后发现类似情况,不用请示他,可以先修改。崔大师经常教导我们,搞地质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独立思考, 不要迷信专家,不要迷信权威,就是他自己也有出错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科学求实、严谨认真又充分信任年轻人,我打心眼里敬佩他。

说实话,那时的计算、资料整理,似乎没完没了,至今想起来依然有些后怕。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不知不觉7年过去了。19925,饱含崔大师心血的、洋洋60余万字的《系统工程地质导论》终于出版了。

身为大师,他十分注重培养年轻一代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专家,并把这项工作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探讨学术问题时,他启发式地和年轻人交流,从不摆大专家的架子。崔大师常常对我们说:“我的那些资料,只要你们用得着,就统统拿去。”他一生积累了大量的宝贵学术资料,都无私地提供给我们学习、研究、引用。

崔大师是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的兼职博导,他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帮助联系年轻同志前往法国、日本攻读博士。在他生前,经他联系出国培养的青年专家有27人之多。

为了让年轻一代技术人员在工程地质实践中尽快成长,崔大师敢于给我们压重担,让我们挑大梁。崔大师经常对我们说,搞地质工作跟医院的外科医生是一个道理,一个外科医生即使书本知识再丰富,如果不亲自动几回手术,开几回刀,他就成不了一个合格的外科医生。1995,崔大师亲自挑选了一批30岁左右的年轻人,担任库区12个地质工作站的站长。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批年轻人工作出色,在移民城镇建设中发挥了很好的参谋作用。

在崔大师等老一辈专家的精心指导和培养下,年轻一代工程地质技术人员迅速成长起来,技术上逐渐走向成熟。许多年轻人成了单位的技术骨干,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已成长为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可以告慰大师的是,我们年轻的一代已经有能力承担和完成世界上任何一个工程的地质勘察任务,不管它的地质条件是多么的复杂!

崔大师在工作上始终是高标准、严要求,对生活的要求却极低。他不喝酒,即使为了应酬,也最多是拿酒杯在嘴边碰一下。每次到库区,他都要交代接待人员:“国家现在还不富裕,有几个小菜就足够了,千万不要大鱼大肉,浪费了太可惜。”在查勘地形时,他总是带着方便面、矿泉水,有时向老乡买几个红薯,用开水冲碗苞谷面糊凑合一餐。

崔大师衣着朴素,仅有的两套西服也只是正式场合才穿。他喝水的保温杯外面的皮套已脱落,用了6年都舍不得换掉。他写字的纸张都是两面使用,而且写得密密麻麻。打印校对稿很少丢弃,需要重复使用的内容就从校对稿中裁剪,再粘贴起来。

崔大师有午睡的习惯,办公室一直放着一张绿色的折叠躺椅。由于使用时间长,边角已起毛,中间完全发白。单位曾给他配了个较大的沙发,这样既可接待客人,他午休时又可睡得舒服一些。由于办公室太小,堆的资料太多,沙发摆进去就得挪出很多资料,他说什么也不干,还风趣地说,别小看这躺椅,比年轻时睡岩芯箱舒服多了。在担任领导干部期间,他上下班从不要车接送,几公里的路程每天都是步行。

20035,崔大师68岁的时候,他再次来到重庆开县进行地质灾害查勘。他不顾年近古稀,带领一群年轻人,跋山涉水,四处奔波。一天又一天的劳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吃不消。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他疲惫地斜靠在沙发上,显得格外憔悴,我不忍心,就劝他:“您已经退休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以后就少跑库区了,多多在武汉休息,好好保重身体”。我说着说着,他却几乎没有理我,也不说话。我不敢再往下说了。沉默了好一会儿,崔大师见我不说话了,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身体,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回答我,缓缓地说:“到库区的日子不多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到开县来。”听到这番话,我没法再说什么了,心里想:崔大师,多年来,您没有节假日,没有八小时以外, 现在已退居二线还亲自跑库区,为了三峡库区百万移民的幸福安康,您真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啊!

2005124,这是一个令我伤心的日子,崔大师走了。也许有人会说,崔大师这一生像头老黄牛,只知道埋头工作,不知道享受生活,太不划算了。但是,跟随崔大师多年,我感到,崔大师一生却一直享受着生活,他享受跋山涉水的乐趣,享受理论创新的乐趣,享受培育新人的乐趣……。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他人的人,才是一个真正享受生活的人!

  青山无语,江流有声。崔大师,您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长者,是我永远尊敬的恩师和引路人。

老崔,我永远想你

撰文:杨 林 马秋生   宣讲:徐凤芝

我和崔政权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然而,在2005年的124日,老崔他走了,带着事业未尽的遗憾和一肚子的知识走了。在他的追悼会上,老崔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忙碌、操劳了一辈子的他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生前友好和他的学生发来唁函,有的自发、自费乘机坐车赶到上海见他最后一面,使我和全家人感动不已。我们承受着无比悲痛的同时,也为他感到无限的自豪和骄傲,他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学识和人品。

           

1956年,我和老崔在武汉水利电力学校相识,那时候他是我的老师。他举手投足间的翩翩风度,成熟稳重的气质和渊博丰富的学识深深吸引了我,每次上课,我都安心地听他讲课,生怕错过了他所讲的每个字。慢慢地,我们在校园里相爱了。由于我出生在上海,起初父母怎么都不同意我找个北方人生活,可倔强的我认定了他就是那个照顾我、呵护我一辈子的男人,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几十年风风雨雨,我们始终不离不弃,温馨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在我的心目中,老崔是个追求卓越、勇往直前的人,他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在不懈地学习、工作,并且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老崔在吉林省朝鲜族自治州出生、长大,寒冷的气候和贫困的生活条件造就了他倔强耿直、勤奋刻苦的性格。从小学到高中他一直就读于朝鲜族学校,进入大学以后才有了较好的学习汉语的条件,他以超常的毅力学习汉语,很快融入到新的环境里。更让人敬佩的是,为了学好自身专业,他一生的每个阶段都在不停地学习各种外语,希望尽快掌握国外最新的水利专业知识。

上世纪6070年代,他就专门订阅了日文杂志《人民中国》。每一期寄来,他就捧着杂志认真阅读,这一订就是十几年。由于日语里有许多来自英语的外来词汇,他就从ABC开始自学英语,走路上班也带着耳机练习听力,愣是听坏了几个随声听,终于熟练地掌握了日语和英语的听说和翻译。有一次,日本代表团到长江委和三峡工地访问,当时的委领导指定要老崔作翻译,因为他能用日语和英语同时翻译专业难度很高的水利专业外语,使外宾对长江委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对三峡工程有了更加准确的深入了解。为了能和外宾生动、愉快地交流,他还专门阅读英文原版小说,他说那里面有许多英文幽默和生活趣事,把这些记下来可以增加谈资,活跃气氛,增进友谊。

文革期间,由于老崔一心一意钻研业务,被扣上了“走白专道路”的帽子,被免了职,不让他再学习了,可他哪里能够忍受得了无所事事的生活,于是就开始偷着自学电工学。他每天早上出门,带着馒头到书店看书,直到晚上才回来。那时候生活条件艰苦,买不起书,他就在书店里一边看书一边作笔记,甚至直接把书抄下来,连服务员都被他感动了,偷偷拿凳子给他让他坐下来抄。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在彭水担任外业队长的时候,他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当时工地生产生活条件苦,长期没电,他就自己设计、安装配电房,自己发电。有一次一不小心差点被高压电吸进去,看着他被电打得出血的嘴唇,我心里是又恨又怕,可他却“嘿嘿”一笑了事,丝毫没有放在心上,瞒着我继续安装配电房,还和工人们一起抬钻机,扛水泥,帮卡车司机修理电路系统,从来不把自己当技术干部看。

改革开放后,国家恢复了公派出国留学制度,已经是45岁的老崔,为了这耽误了十几年的机会,他没黑没夜地学习,以实打实的能力和综合素质考取了日本神户大学,留学三年,硬是赶上了年龄限制的末班车。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电脑逐渐普及,老一代人没有多少人会用,可他却在工作中没过多久就学会了电脑应用技术,他后来所有的中英文材料都是自己输入电脑自己打印,从不要别人帮忙,连身边的年轻人都对他的电脑技术佩服不已。

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因为他太忙了,不是工作,就是在家里看书学习;单位有干部休假制度,可他从来没有去过,他说:“我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在家多看看书,多做些工作。”

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很感慨,他怎么就有那么大的毅力和决心,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总是那么兴趣盎然地工作、学习,而且都是那么的出色。就是他这种渊博的学识和豪爽的性格深深地吸引了我,从我敬仰的师长,成为了我钟爱一生、无怨无悔的好丈夫。

            

婚后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的辛酸和分离,可我们始终感情笃深,彼此珍爱。我是上海人,他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在外业队的时候,他每次从彭水出差回武汉,总要买一袋,有时候还买上两个西瓜,千里迢迢、满心欢喜地背回工地让我开心。随着年纪增大,我们更加依恋了。他每次出差,我们紧紧拥抱后才出门;出差回来,进门的时候我都要说你辛苦了;在外地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要打个电话给我报个平安,说说在外面的见闻,问问家里情况,其实是他不放心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这么多年了,他每次出差、去国外都要买礼物给我和孩子们,衣服、小饰品、小玩具……从不空手而回。2005年,离他去世前两个月,他最后一次到希腊、意大利出差,连话也说不清、饭也不能吃的老崔还记得给我们带礼物。现在这些礼物成为了永恒的留念。

尽管在家里他是我温柔体贴的丈夫,孩子们和蔼可亲的父亲,可很多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很怕崔大师,因为他在工作中要求太严格了,不容许出现一点差错。但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有别人说的那么可怕,他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多才多艺、情感细腻、浪漫多情的可爱的人。他能歌善舞,他还会画画,会吹口琴,弹扬琴,拉手风琴。他生前最喜欢唱《北国之春》和《迟来的爱》,唱起来那么深情,每个在场的人都被深深地吸引。年轻的时候,我们每到周末就去跳交谊舞,当时别人都羡慕地说,“他们这样才叫两口子呢!”由于少数民族的原因,他跳起朝鲜舞来,姿势特别优美,真让我打心眼里喜欢。

他常年在外面跑,我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让他一进门就能感到温馨甜蜜,更是为了让他有个整洁舒适的工作、学习环境。

他这一生实在太忙了,是个十足的“工作狂”,又从不在乎名和利,他连自己的工资到底有多少都不清楚;上班都是步行;肩上背着个布包,里面装着我给他带的午餐饭盒;家里事情也从来都不管,孩子小的时候被送到我上海老家,长大了以后也没管过;房子装修、换煤气这些别人家里男人们做的事都是我来做,连他的衣服都是我去买。有人问我,“作为丈夫,他这样把家里的事情完全交给你,你就没有什么怨言吗?”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他的能力、学识和智慧太宝贵了,他应该把全部力量都放在工作和学习中,毫无顾虑地从事他热爱的事业,我深深地爱着他,更崇拜着他,我心甘情愿地在家里为他服务。

生前的时候,他总是对我说,“你嫁给我很委屈,在山里呆了二十多年,吃了不少苦,现在又把家里完全甩给了你。”可他在外面总对人说,“我取得的一点成绩,三分之二的功劳应该归功于我的夫人”。

            

说实话,为了他再苦再累我都不在乎,可我就是心疼他,他是个热爱工作胜过生命的人,他压力太大了,太累了!我退休后,陪着他到库区去查勘,这样一来,他就不用总牵挂着我,可以安心在库区工作了,可我却更加心疼我那倔强认真的老头子了。每次查勘山体的时候,和他一起的年轻人都爬不上去的山,他一个60多岁的老头非要爬到山顶去看个究竟,不然他不放心,他总说:“我要为库区百姓找到安稳的家园”。就这样,一年年每个山头每个场镇地看,连库区百姓都认识他了,一看到他就说“崔大师又来了”,拉着老崔进门请他吃他最喜欢的红薯,包谷。每天白天勘查完,他晚上还要整理资料,把照片录入电脑并编写说明,通常要工作到深夜才睡。库区有的领导看他辛苦,请他晚上去唱歌娱乐一下,可他从来都不去,他说“今天的资料必须整理完,不然就要堆积起来了”。在武汉的时候,每次库区下大雨,他在家里就坐卧不安,非要等到每个地质站站长打电话汇报完情况,他才稍微安心一些。

20048月,他在西部高原考察途中发病,可他却瞒着我打着吊针坚持考察。回来后到医院检查,他被诊断为肺癌,我一下子就慌了,说他怎么那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经过治疗调养,他的身体刚刚恢复了一些,可他还是闲不下来,每天在书房电脑前写作10几个小时,用难得的近一年休养时间写出了十几万字的英文报告。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我知道他就是要工作、要学习,他就是把事业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2005年,他的这份报告成为国际合作项目的重要内容,要到希腊去做报告,我说“你话都说不清了,就别去了,该好好休息了”。可他是中方的负责人,以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放弃不去。他在给设计院领导写的信中说“我这次去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我一定要去,去为这个项目划上一个句号。”没想到,他这一去,真的是用生命为他热爱的事业划上了令我痛不欲生的句号。

在医院的时候,每当有人来看他,他嘴里还是“呜呜”地想谈工作,看望他的人都强忍着泪水和他说话,我只能躲在一边偷偷地掉泪。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他手里总握着手机,喃喃着想打电话,想再叮嘱一下应该注意的问题。在上海刚做完伽马刀手术的时候,他的大脑出现了幻觉,含糊不清地对我说,“怎么墙上都是库区的照片和地形图啊?”他是多么想回去啊,他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做完,留下了太多遗憾啊!

我和他曾经有一个约定,说好了等三峡工程建好,他80岁以后就彻底放下工作,陪我到上海去生活,那时候我们再一起手拉手在阳光下散步,到公园里跳舞,重温年轻时候的浪漫。可他却走得那么快,那么突然,如今生死相隔,让我实在悲痛难受,那个约定只能成为我们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有时候我甚至在想,要是他能够活到80岁以后再走,或者那时候先走的人是我,我也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现在,他的理论、学识和为人被肯定和赞扬,尽管他留下了那么多的遗憾,但他总算能好好歇歇了。现在,我想告诉你,我亲爱的老伴,库区的地质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百姓们也都不时地念叨着你,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也很关心,你可以放心地休息了。你是我的好丈夫,孩子们的好父亲,我会永远想念着你,坚强地活下去,你永远都活在我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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